丹江口古称均州，与屈原文化有着渊源。
屈原塑像。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屈原与十堰，颇有历史渊源。据考证，屈原的祖籍是以我市为核心的古庸国。屈原流放的汉北地区，位于我市的丹江口、郧县一带。房县是尹吉甫故里，诗经及民俗文化与屈原文化相传承。
竹山古乃庸国，是屈原祖籍
据《华阳国志》、《括地理志》、《湖北通志》、《十堰古代方国考》等史志记载，十堰古代历史上曾有庸国、麇国、微国、房国、罗国等十多个方国。庸国，就位于今日的竹山一带。因此，竹山又名上庸古国。
据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舜典》记载：“舜帝三十而征庸，在位五十载，徙方乃死。”可见4000年前的尧舜时期，庸作为一个部落方国就已存在了。在堵河流域的竹山霍山坡、潘口、两河口、黄土包等地，先后出土了许多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留下了古人类的信息。
据《括地志》记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庸国的都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境内，古今学术界无争议。根据史料考证，文峰庸方城、上庸镇和竹山县城有庸国古城遗址。
屈原《离骚》开篇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我是高阳氏的远代子孙；伯庸是我已去世的父祖辈，他是庸国最后一位国王。说明了古庸国（即大庸国）是他的祖籍和故土。
房县春秋时期为麇庸二国之地，竹山上庸曾属房陵。《竹书纪年》记载：“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聚落20年的考古发掘研究表明，七里河遗址不仅是一处原始社会聚落址，而且文化内涵以石家河文化和三房湾文化（距今4600年-4100年）遗存为主体，古代是神农炎帝、颛顼、祝融后裔迁徙地。颛顼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子，帝喾高辛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之子。《竹书纪年》记载：“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遂封于房，为虞宾。”祝融乃颛顼的后裔，也印证了楚辞“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竹山县旅游局长袁林在上庸镇一农民家发现珍藏有一把庸国王子的铜戈，华中工学院博导张良皋教授考证后认为，戈上刻有铭文两行：“庸公之大元凡子羽戈”，大意是说此戈为庸国太子“子羽”所有，子羽的封地为“凡”。在《庄子》中，记载有凡君与楚王交往的故事。张良皋教授说：“此戈的历史重要性无可估量”。
据《尚书·牧誓》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会同巴师八国，共同伐纣，战于牧野。庸国位居八国之首。
屈原是高阳苗裔，庸国嫡嗣。他所降生的秭归，曾是庸国南疆。
丹江囗和郧县汉水是屈原放逐汉北之地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十堰市所辖的丹江口市，古为均陵、武当县、均州。据《均州志》记载：“沧浪亭，州东北三里，汉江之滨，孺子歌处。”屈原的《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记载，屈原流放地是“汉北”；迁放地是江南。《历代名人与武当》云：“屈原在汉北，流放六年。”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是明代第一部武当山山志，其《括神区第三篇卷之第四》云：“屈源河，在均州西北。水出汉江”、“沧浪洲，在屈源滩下”、“屈源河口滩，在漓门滩上”。《辞源》云：“原又通作源。”故这儿的“源”就是“原”。上述的屈源河、屈源滩、屈源河口等，就是当年屈原流放之地，这儿的土著人与屈原生活六年，结下了深厚感情，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于是把屈原流放生活的地方用“屈原”命名，并一直沿用，被明代太常寺丞任自垣编撰《太和山志·神区》时收录。同时可知屈原河、屈原河口、屈原滩等属均陵武当。
诗经及民俗文化与屈原文化相传承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居《五经》、《四书》之首，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一。西周太师尹吉甫是《诗经》的采风者、创作者、编纂者，亦是被歌颂者。《诗经》名篇《烝民》、《崧高》、《江汉》、《韩奕》、《都人士》、《六月》乃尹吉甫之作。《诗经》中高度称赞“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尹吉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他奉周宣王之命，率军北伐猃狁，南征荆蛮，驻守淮夷，辅佐“宣王中兴”。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而且是卓越的思想家、军事家和哲学家。
尹吉甫生于周厉王27年，卒于周幽王七年（公元前852年～775年）。尹吉甫房陵人（现房县），仕于周朝，食邑房，卒葬于房。其子尹伯奇故事传说于湖北房陵和四川泸州。兮甲到朝廷当师尹以后，以官为姓，叫尹吉甫。尹吉甫比孔子早301年，比屈原早512年，比李白早1553年，比杜甫早1563年，比白居易早1654年。
周朝有采献诗制度，周太师负责编纂《诗经》。《诗经》作为周朝教科书，其产生历史前后有五百年，但《诗经》“小雅”、“大雅”等主要篇章反映的是宣王时期，可谓尹吉甫辅佐宣王时期。《诗经》在各个时代各有主编，周太师尹吉甫是周宣王时期《诗经》的主编。尹吉甫不仅从时间上比老子、孔子、 屈原要早几百年，而且从尹吉甫诗作的文采、其名篇思想艺术对后人的影响，以及他对《诗经》编纂成书过程中所作的贡献等方面，尹吉甫被尊称为中华诗祖。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五百多年的诗歌作品，可谓中国文学史上叠起的第一个高峰。屈原继承了《诗经》中现实主义思想，吸收了《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的写作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抒情诗体——楚辞，也叫骚体赋。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光辉诗篇，声贯古今，名扬中外，是继《诗经》之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叠起的第二个高峰。
在诗经尹吉甫文化挖掘整理中，学者研究撰写了《尹吉甫故里房县是“诗经·二南”交汇地域考》，并将诗经二南逐句研究，还撰写了《诗经·二南与尹吉甫故里房县民俗的传承遗风》，不仅认定房县是“诗经·二南”交汇地，而且还从中发现诗经尹吉甫文化与屈原文化及房县民俗文化有着传承遗风。
袁正洪是市民俗学会会长、市诗经尹吉甫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理事。多年来，袁正洪等人致力研究诗经文化、屈原文化等相关课题。袁正洪等人在房县收集到30多首《诗经》相关民歌。千古诗经民歌至今在千里房县深山传唱。如：房县诗经民歌《勾住魂兮》：“上山采药，男女相伴，勾住魂兮；深山采药，一日不见，如丢魂兮；隔山对歌，一日无音，如掉魂兮；隔涧洗汗，一日无影，如无魂兮；大山老林，躲而不露，如找魂兮；日暮下山，一叫无声，如失魂兮。”再如房县诗经民歌《伐檀》：“东方发白兮，上南山兮，坎坎伐檀兮，悬岩险兮，扛到岸边兮，放排河兮，饥饿肠鸣兮，日暮归兮。”民俗乡音显示了“楚调、巴音、秦韵”的地域特色，为百姓喜闻乐见。
“兮”字古为文言助词，相当于现代的“啊”或“呀”，系楚地方言。屈原是楚国秭归人，古时秭归曾属庸国，比秭归属楚国时更早。“兮”字系屈原《楚辞》中的一种方言。《房县志》记载：“房县春秋为麇庸二国。”公元前611年楚灭庸后，房县曾为朝秦暮楚之地，房县民歌颇具“楚调、秦韵、巴音”特色。
今年8月17日至20日，在河南西峡召开的2013年中国西峡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上，袁正洪的论文《浅谈尹吉甫故里十堰市蕴藏着极其深厚的屈原文化》及发言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专家们认为，十堰不仅武当文化、诗经文化、汉水文化享誉国内外，而且古老的庸巴文化、秦楚文化、屈原文化也十分深厚，可谓中国中西结合部古文化沉积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宝库。
屈原被称为三闾大夫，房县有“三闾书院”，至今在古城墙上有“三闾书院”的古代大砖。十堰屈原文化蕴藏深厚，值得挖掘整理研究，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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